下午，太阳有些热，干燥的不太正常。我开车拉着水和菜苗，正准备去地里春种。

路上，收到朋友龚师姐尤倩发来的消息：“不知道您是否看见消息了，沙老师今日凌晨2:50走了，医院。祝祷！！！”

我停车，打电话过去，龚师姐说：”沙老师确实走了。”

我跟龚师姐说：“我跟沙老师有约定的——等疫情结束，等到有空，我请她到终南山小住几日，我开车带她到处走走。”这一下，没机会了。

龚师姐跟我说：“沙老师今年86，也算是高寿了。”

我没有上过沙老师一节课，但是，我很喜欢叫她沙老师，沙老师自己也愿意。这个缘分，还得从七年前说起。

那个时候，我在秦岭深处做一点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践项目，做的不太容易，也很辛苦。郭慧玲老师，是我多年的师友，经常通过各种方式，给予我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。这样，我做的这些事情，才能断断续续地做下去。

年的一天，郭老师告诉我：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沙莲香教授和她的几位博士生，想来看看我做的事情，问我可否。沙莲香教授，就是我称作的沙老师。其实，郭老师也是沙老师的博士研究生。我一听，就知道是郭老师想给我们的项目拉些资源，以便帮我渡过项目执行的难关。我说，当然好啊。于是，大概是10月中旬，沙老师就带着她的三四位博士研究生，从北京来到了西安，准备去我在秦岭里的项目村走走。

临行前一天，我记得是一个下午，也有点热。郭老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立马到我住所附近的某家餐馆，说已经安排好了，沙老师要请我吃饭。郭老师知道我囊中羞涩以及我陕西人要面子的习惯，如果不提前安排好，她晓得我会打肿脸充胖子地去买单，请客后的死要面子活受罪。除了沙老师、郭老师外，我见到的还有刘军奎、瞿宏勋，以及龚师姐，他们都是沙老师的学生。

席间，沙老师送了我家人和孩子礼物，还送了我一套（三本）她主编的《中国民族性》。这套书，是沙老师多年的研究成果，很重的分量。只是，沙老师有点耳背，我们所说的话，她都在极其认真地听。

这顿饭，大家吃的很开心。

第二天，我们开着几辆车，深入秦岭。一路上我边开车，边跟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。同样，沙老师听得极其认真，脸上也显得很高兴。

我还给沙老师讲了我这么多年在农村的工作经历，以及我做农村工作的一些理念和想法，沙老师都是很专注地听着，还不断点头和沉思。

这种点头和沉思，我倒是经常见到，这是学者们共同的形象，尤其是当他们面对很多自己少有接触的人和事物的时候，就更是如此了。

到了村里，赶上重阳节的庆祝活动。村民们准备了很多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，而我们的项目工作内容，也是穿插在其中的。沙老师和她的学生们看了后，表达了很多肯定。村民们听说沙老师是人大的教授，便请她上台给大家讲话。我听到了这么一句：“现在，山里的老乡，还能聚在一起，做这样热闹的敬老爱老活动，真的了不起，很让我震撼！”

做过基层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，在全球化、城市化、资本化而导致的农村荒漠化、空心化的现实面前，沙老师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。

因为这句话，我对沙老师心存感激。

（这张合照，就是从西安前往宁陕时，一行人中的女士们，在朱雀森林公园门口拍的。）

两天后，沙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就回北京了。

后来，郭老师也暗示我说，如果在项目实施、你的实践研究当中遇到困难和问题，可以主动联系沙老师，也许，沙老师会给予你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呢。

我心里说，那当然太好了。

不料，世事无常。因为各种原因，也包括我自身的很多困惑与问题，我放弃了沙老师他们参观过的这个农村项目，我也被迫离开了社工行业。更为糟糕的是，因为我的意气用事，也给郭老师的工作造成了很多不便。不久，郭老师也辞职离开了。

后来，我也跟郭老师没有了联络。

由于项目中断，以及我“退出江湖”，我也就没了继续走老路的心思。最终，寻求沙老师进行项目支持和学术指导的事情，就此搁浅。

也因为这样的“意外”，我的人生轨迹，来了一个大转弯。开句玩笑话：“城市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。”于是，我举家迁往终南山居住。这一住，就六七年过去了。

但是，毕竟路还得要走，生活还得继续。我就开始做个人方式的自然生活实践：建设秦耕厚朴小院、做中医知识普及和培训、寻找健康食材、终南山下的耕读实践，等等。这样的日子，酸甜苦辣咸，各种滋味，一一尝遍。这期间，我也从一个小伙子，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中年油腻男。

然而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：沙老师每天都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