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

经方与时方存在着诸如药物组成多寡、药物选择峻缓、适应症上的隐显、方剂结构上的松紧、研究方法上的证机等诸多差异,作为经方学者的黄煌教授,他不仅提倡经方,而且不排斥时方,但认为要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,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,以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。

  

苗:经方与时方并非完全割裂,虽然以不同的理论作指导,但只要用得好,临床都有疗效,那么,两者如何结合呢?您所说的“药证”是否是它们的结合点?另外,对“四气五味”“升降浮沉”等学说应当如何看待?

  

黄:是的,我们提倡经方,但并不排斥时方。严格的来说,对中医配方优劣的判定,不能以古今为标准,也不能以能否解释为标准,只能以有无疗效作标准。而能否取得疗效的前提,应该是方证相应,方证是两者的结合点。因为无论经方、时方,只要是中医配方,应该都有方证,只是文献记载中,经方的方证比较明确,而时方的方证往往隐藏于病机方义之中,难以把握而已。要破译时方的方证,从药证入手,是个好办法。这就是前人所说的以药测证,但其药证主要依据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中的记载和后世的经验。比如补阳还五汤,虽是清代的配方,但其中所用的药物,大多是张仲景的常用药,所以,根据仲景药证,自然可以将黄芪证作为补阳还五汤证的主要指征。还有玉屏风散,也是后世方,但用同样的方法,可以破译玉屏风散、四君子汤的方证。破译时方方证的方法,还可以从《千金》《外台》等唐方入手,研究古代的药证,这适合于仲景没有使用或所用不多的药物,比如石斛、牛膝等。我通过唐方中应用石斛的经验,发现石斛主要是用于脚弱无力而口干的病症,现在我用于治疗糖尿病引起的下肢周围血管病变,效果不错。但有些时方中药物的药证,很模糊,比如厚朴花、橹豆衣、桑叶、菊花、白花蛇舌草、夜交藤、合欢皮等。

  

至于四气五味、升降浮沉等学说,是金元以来解释药性功效的一种工具,是一些临床经验的总结和概括,对于遣方用药有帮助,但是不能拘泥。因为有很多药性和功效是无法用以上的学说去解释的。对此,清代的徐灵胎先生就有精辟的论述,他说“凡药性有专长,此在可解和不可解之间,虽圣人亦必试验而后知之”。

  

苗:经过两千年的发展,药物品种已经极大的丰富,常用的基本药物如牛膝、红花等也大量出现,能否按照经方的思路方法,创制新的“经方”?或者从时方中精练出新的“经方”?张锡纯的方是否也有经方的思路?

黄:创造新的经方,完全有必要。但是,创造的途径只能是经过实践,而不是凭空的推理。我不大喜欢看明人的方书,就是讲那些阴阳水火的理论太多,太空,把一些经方的方义给扭曲了。比如六味地黄丸,本来是钱仲阳根据张仲景的用药思路,去附子肉桂来治疗小儿解颅病的,那可能就是脑积水之类的疾病,六味地黄丸是用来利水的,但在明清一些医家的脑子中,这张方变成了养阴的基本方,继而成为补肾的头号方,或者说的更明白一些,那成为中国人“肾虚恐慌综合征”的安慰剂。

  

我喜欢王清任的方,有经方的骨架,有经方的精神,如血府逐瘀汤就是四逆散的加味方,补阳还五汤是黄芪桂枝五物汤的变方;我也喜欢一些常用方,比如逍遥散,就是当归芍药散的变方,用于女性月经不调而浮肿者有效。防风通圣丸,麻黄、大黄、当归、川芎、荆芥、防风、黄芩、山栀、白术等结伴而行,药味虽多,但有指征可寻,我用于治疗肥胖痤疮屡效。所以说,后世许多方,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经方。你提到在时方中提炼精简出新的经方的思路很好,确实,许多时方组成过于复杂,需要精简。如何精简?比较难,不是仅靠理论上的推理可以完成,还是需要临床观察总结,而且需要更多中医的参与。

  

张锡纯先生的处方很有劲,很多名医喜欢用他的方。他的方好,首先好在他对单味药药证把握得好。他在使用芍药、山萸肉、龙骨、牡蛎、山药、石膏、三七、代赭石、丹参等方面,确有独到经验,读者看他的书,能用得上,因为药证明确。再就是,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的处方大多是他的经验方,临床效果确实可靠。这些方,都有经方的精神。可以说,张锡纯先生在创制新的经方方面,作出了了不起的探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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